原标题：致敬法律人的热血（创作谈）——谈电视剧《重器》的拍摄

电视剧《重器》海报。　　剧 方供图

　　执导电视剧《重器》，首先来自我与剧本的共情。编剧赵冬苓创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完整的戏剧结构，尤其是全景式展现中国数十年司法进步的历程，深深打动了我。

　　《重器》的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讲起。那是司法工作比较艰难的阶段，法律人在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中如何捡起专业知识，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怎样坚守法律与正义，是我们在创作中想要探讨的命题。

　　真实展现法理与人情的博弈，是司法题材创作的难题。《重器》在时间上聚焦1979年到1997年，从地域上选取首都北京、地级市滨江、县城南余、村镇大史家村、边疆别山监狱等，在职业上设置检察官、法官、律师等不同从业者，虚实结合，以十几个案件铺陈法治进程。剧中，理想与现实不断冲撞，每个法律人对法律与法治的理解，在一次次冲撞中得以深化。剧中有句台词令我触动：作为法官，最理想的状态是无需四处调查案卷，只需在法庭上听取控辩双方有理有据的争辩并当庭裁断。这或许是一种职业理想，但现实中，我们常看到的是看似“婆婆妈妈”的法律人，体恤每一个老百姓身上发生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案件，把专业知识融合到民情民意当中。正如剧中引发观众讨论的“邱阿贵案”，在那样一个时代，在极端残酷的案情与情有可原的背景之间，法律人不得不在民心所向与法律准绳间寻找那个“最优解”。

　　成长是《重器》的主题。政法大学毕业生陈一众、张丽慧、余高远、夏英杰、陆则铭构成“法学五人组”。他们在基层实习，毕业后走向法官、检察官、监狱司法、律师等不同岗位，10余年经过多起标志性案件，合力推动“疑罪从无”司法理念落地……他们的成长轨迹，折射我国法治体系建设的历程。年轻热血的陈一众，曾无法理解父亲的“懦弱”与“言不由衷”，直到在一个个案件中意识到现实不是非黑即白，才最终在精神上与父辈达成和解。余高远背负寒门子弟“不敢辜负任何人”的沉重期望，来自原生家庭的压力让他的人生变形……出身与选择各异，但这5个青年人身上一致的是热血与担当。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不计代价的理想主义支撑着他们，也支撑着他们的老师、前辈、同事们。这种基于法律认知的“知己情”，是剧中最动人的情感底色。

　　视觉呈现方面，本剧追求“唯美的写实”。为还原当年的社会风貌，我们横跨乐山、重庆、德令哈三地实景拍摄。为体现司法工作的严谨与客观，我与摄影指导李希选定冷调蓝灰作为视觉主调，通过略显冷清的色调，勾起观众对几十年前往事的共感。我们最看重细节的真实，这体现在剧中人物身着的不同制服上。从最初的便服到后来法官、检察官、公安各司其职的制服变迁，这种制服上的迭代也是法治进程直观的注脚。也要感谢文学统筹等幕后英雄。为让影像与观众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他们在拍摄脚本中对案件逻辑和人物性格进行了细腻、深度的加工。

　　在《重器》的开机仪式上，我曾说：“这部剧是向中国法律人的致敬。”随着拍摄的深入和对法治进程的理解加深，这层敬意在我心中不断升华。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观众看到我国法治建设的演进之路，看到那些在基层默默奉献、在法理与人情间负重前行的法律人。希望我们的作品把这份敬意留在更多观众心底。

　　（作者为电视剧《重器》导演）（沈 严）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