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电视剧《重器》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热播。该剧以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刑法、刑诉法修订为时代横轴，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展现了中国刑事法治不断发展完善的探索历程。跟随五位法律青年人的成长轨迹，我们清晰地看到：每一次观念的更新与深化，都是一代代法律人在具体案件中反复思辨、不懈求索的结果。今天，让我们以剧中的案件为路标，一窥中国刑事法治前行的来路与征途。

　　“疑罪从无”：一场证据规则的价值革命

　　剧集开篇的薛春燕被害案，成为贯穿主角陈一众一生的心结。案发后，嫌疑人杜晓辉被锁定——他追求过薛春燕，案发前有过冲突，袖口有血迹，手背有抓痕。尽管杜晓辉坚称自己并未杀人，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杜晓辉仍被迅速判处了死刑。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迎来第一次修改，“疑罪从无”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原则为其所吸收。“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短短一句话，保护的不只是被告人的权利，更是筑牢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安全边界。此后二十余年，“疑罪从无”在实践中不断被夯实。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不断细化，“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赋予更严格的内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一步确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纳入，则共同筑牢了无罪推定的制度根基。

　　“宽严相济”：罪责刑相适应的制度回归

　　剧中，闫晓军参与街头猥亵妇女，尽管主要是在一旁起哄，但仍被以流氓罪和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闫晓军案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严打”刑事政策。该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充分展现了刑罚的刚性力量，它如同定盘星，以明确的法律威慑，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和安宁，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法治底座。政策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变迁、法治进程的深入，刑罚开始承载除震慑与惩罚以外的教育与修复价值。2006年，“宽严相济”首次被确定为一项正式的刑事司法政策，“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被写入中央文件。从“严打”到“宽严相济”，这并非简单的“放松”，而是罪责刑相适应的理性回归。“宽严相济”的核心是“该宽则宽、当严则严”，要求司法机关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综合考量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悔罪表现等多重因素，实现精准量刑。从政策的确立，到贯穿刑事立法、司法、刑罚执行全过程的实践，宽严相济逐步完成了从理念到制度、从制度到法律的完整闭环，是司法精细化、人性化的集中体现。

　　“禁止家暴”：法律之内的人情温度

　　邱阿桂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直至某天丈夫企图将女儿抵债，邱阿桂在丈夫熟睡之际将其杀害。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庭面临着如何将被告人长期遭受的家庭暴力纳入定罪量刑考量的困境。

　　来源：光明日报公众号

　　供稿：北京延庆法院

　　本文编辑：肖飞

　　本文审核：王亚楠

　　来源：北京号

　　作者: 京法网事